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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的中兴人 中兴的深圳事
2020-08-27 浏览量:153

他们与深圳特区年龄相仿,把青春、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献给了深圳这片土地。

他们从深圳出发,去往世界各地,将深圳人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大舞台。

他们历经风雨,见识过特区建设黄金时期的风云变幻,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个中艰辛。

年逾不惑,不再似少年般轻易慷慨激昂,但依旧心怀梦想,内心笃定的方向从未动摇。

技术上要“特立独行”

在同事眼里,向际鹰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,讨论起技术来非常较真,生活俭朴,甚至有时有一点不修边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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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,向际鹰眼里的深圳充满机会,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刚刚结束,这片土地充满着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望。抱着发挥自己优势的期望,向际鹰来到深圳,并加入中兴。他从普通工程师做起,经历了2G到5G的项目开发,直至成为中兴首席科学家,向际鹰见证了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从跟随、并跑到领先的蜕变。

从进入公司起,向际鹰就一直不断学习、广泛地与公司内外专家讨论,希望能为公司创新作出一些贡献。”我给自己定下目标,跟公司各领域顶级专家讨论时,一周之内要能听懂,两周之内要能够提出特立独行的想法“。

3G时代,ATM协议被写入标准,这时向际鹰和研发团队提出了全IP无线通讯网的想法,在公司内部就起了很大争执,不过最后决策层还是同意了这个新方向的开发。在此基础上,中兴推出了全球首套全IP的核心网、控制器和基站。

“一开始客户认为我们特立独行,质疑很强。但最后都体会到了全IP带来的好处。”向际鹰说。

2006年开始,向际鹰和同事们又一次特立独行地推动了软基站SDR的开发,在当时,软基站在性能、成本方面,风险还是很大的,但中兴顶住了这些压力,成为在软基站产品方面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。

2010年前后,4G刚刚开始部署,向际鹰和团队同事已经在思考基站组网的问题。“设备之间的PK,比峰值速率已经没什么意义了,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达到。在实际干扰组网下的性能就成为一个焦点。传统的站间协同干扰消除方法,对传输要求太高,几乎无法实现”。

后来,中兴通过cloud radio的技术创新,大幅放宽了传输要求(带宽和延迟分别放宽了40和300倍),从而真正从工程上解决了站间协同问题。

“前瞻性很重要,市场是多变的,一夜之间可以一百八十度翻转,但研发却有很大的惯性,不易转向。所以研发必须超前,就象变形金钢一样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。”向际鹰说。

2012年,深圳街头的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。彼时的4G技术尚处于推广期,但向际鹰和团队已经在考虑5G中的一项关键技术Massive MIMO。当时普遍认为,这项技术必须等到5G修改了标准和终端之后才能实现。向际鹰和算法团队发现一些方法可以在4G中不改变终端和标准就支持Massive MIMO,一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公司管理层如获至宝,短时间内匹配了规模强大的开发团队。

2014年6月,在荷兰举办的5G World Summit上,向际鹰代表公司首次提出基于Massive MIMO的pre5G概念,此后率先演示,商用,在行业引起轰动。

在201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,中兴凭借Pre5G Massive MIMO摘得两项(“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”和CTO 选择奖)移动“奥斯卡”大奖,评选委员会给出了“颠覆性创新”的高度评价。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是5G技术的率先实现,让中兴成为了“5G先锋”。目前,基于Massive MIMO的4G和5G基站已大量商用。

2020年8月,深圳已经建成5G基站4.5万个,成为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,其中中兴承担了相当份额的建设。

回顾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次次升级,以及自己的工作历程,向际鹰认为丝毫不敢松懈,“以往公司内熟悉产品的专家较多,但现在顶级的理论专家也很多,因此可以在理论和产品结合的方面作出持续的创新。技术决定架构,架构决定产品,产品决定市场竞争力,要用技术说话。”

行者无疆

结束了与海外客户一天的在线会议,张健鹏依然神采奕奕。疫情之前,每月绝大部分时间,他会奔波在各大洲拜访客户和运作项目。经常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,短暂停留就需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,这样的工作对这位深圳特区的同龄人来说已经是常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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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,张健鹏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中兴通讯。三年后,张健鹏响应公司号召,被选拔奔赴国际市场。他清楚的记得,这一年的深圳地铁刚刚通车,中兴成为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,产品进入俄罗斯、罗马尼亚、挪威、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,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上,中兴成为第一家服务奥运会通信网建设的国产设备厂商。

从一名通讯技术工程师到大型项目的负责人,从非洲到亚洲再到全球,张健鹏一干二十年 ,足迹遍及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。他记得刚出国那会,缅甸的一张电话卡要卖到两万多元。当时的缅甸电信业发展缓慢,网络基础设施落后,移动通信的普及率非常低。借着缅甸市场开放的契机,在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努力下,缅甸电话卡的售价已经降到了几块钱,手机普及率超过100%。

目前中兴通讯产品已经服务近一半缅甸市场,建立了当地的客户服务中心、培训中心、物流仓库和备件基地,代表处人员也突破600人。作为通讯人,改变当地落后的通讯状态,架起人与人沟通的桥梁,改变人们的生活,极大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,这样的经历比比皆是。

2013年,张健鹏负责了马来西亚第一大运营商的全网替换项目,要求短期内完成几千个站点的切割,并通过验收,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当时工程团队联合产研团队展开攻关行动,集中力量攻克和解决技术问题,并与客户高层直接建立联系,消除沟通杂音,经过一个月的努力,网络品质有了大幅的提升。项目组不舍昼夜的工作精神和高效的优化成果赢得了客户的尊重,主动提出项目结束后一起去爬马来西亚最高峰沙巴神山,这座山同时也是东南亚最高峰。据项目组同事回忆,“登顶那一刻,天气很好,有种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的豪气,加上项目的成功,大家都非常激动。”也因为这次活动,让大家体会到,登山过程的努力和坚持,不畏艰辛正是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。

人生有如登山!面对大自然,感受到自身的渺小,怀着憧憬、谦卑、敬畏和感恩之心,体会登山过程的艰辛,一步步抵达巅峰,做到“真诚,简单”。繁忙工作之余,张健鹏会抽出时间参加马拉松和登山,也会推动大家一起参与。每年2次半马,登一座5000米以上的山峰,是他第一阶段的小目标,保持精神、身体和心理健康。

“登山最痛苦的时候,想想怎么样都要活着回来,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没有那么难。”几年下来,登顶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,欧洲第一高峰厄尔布鲁士,青海玉珠峰;深圳磨坊百公里徒步,壹基金50公里山地徒步,玄奘线戈壁徒步;穿越腾格里沙漠。在张健鹏看来,“定力和韧性很重要“。

中兴的海外事业拓展亦如登山一般,从依靠性价比到凭借技术领先优势,从相对粗放变成聚焦价值市场,过程历经艰辛,但从未止步。

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通讯需求,就有中兴人的身影。张健鹏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兴在海外境遇的变化。从早期在海外市场的“不受待见”,到逐渐建立信任,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。跨文化的融入,当地的税务、法律、供应链、工程交付风险,困难重重,一批批中兴人披荆斩棘,让中兴的产品进入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,服务20亿用户,也大大提升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国际形象。

张健鹏感觉自己非常幸运,赶上通讯大发展黄金期和特区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期,20年无悔青春,无愧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。他说:“路虽长,行则将至;山虽高,攀则必达。期待深圳的未来更美好!”

人生不设限

工作从研发、市场营销、品牌到产品战略规划,爱好从足球、户外、旅行到自由搏击,崔丽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设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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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,崔丽从硕士毕业即入职的中兴通讯南京研究所调动至深圳。刚刚到深圳那会,她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好:“太热,没有历史,缺乏安全感”。当时坐车从宝安去到南山,要经过南头检查站,并出示“边境通行证”。

而此后,深圳的飞速变化开始不断刷新着她对这座城市的认知:没有技术含量的电子加工逐渐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;比内陆城市人口密度更大却更高效运行的民生服务体系;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落地深圳,并获得跟这个城市一起的快速成长。

“深圳,始终年轻、独立且平等,心存高远却脚踏实地,不断自我进化,不断创造历史。”崔丽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跟自己还蛮合拍的。

在中兴,崔丽最开始从事网管软件开发,入职三个月就出差深圳独自一人搭建路由器、服务器和数据库环境进行产品测试。半年多之后被调入市场营销,第一个被安排一线支持的却是计费项目,当时计费产品刚初具雏形,而做网管软件的她对计费几乎没有概念,抱着砖头厚的电总规范看了三天,就独自去了重庆。之后的时间,基本就在每天白天跟客户一起讨论需求,晚上跟家里的总工和团队更改设计到凌晨中渡过,两个月之后,终于签下了公司第一个电信级计费合同。一年多之后,她调动至CDMA,也仅用了半年的时间成为技术营销的骨干,并在此后的联通二期CDMA招标,带领技术团队周密策划,跟销售团队高效协同,最后交出市场份额翻倍的亮眼成绩。

在市场营销做的顺风顺水后,崔丽受命筹建商务技术部,担纲公司两千万美金以上海外项目的综合技术和商务,几乎从零开始组建团队,从项目中来到项目中去,从摸索方向到自成体系。

好强、敢拼、专业、敬业,更重要的是不设限制,像极了这座城市的个性。

“中兴有很多牛人,无论是技术大拿、管理高手、销售精英,其实跟他们相比我根本不算什么,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太多东西了。另外,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外部交流,无论客户、媒体、资本方还是行业分析师,都能获得更多信息,学到更多视角和思维方式。”崔丽认为,不设限的另一面是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。

崔丽最近一年多的爱好是自由搏击,基本每周去拳馆,视频看起来也是虎虎生风,周边的人往往惊讶于这位外表文静、身材纤细的女士怎么有着这么血性的爱好,而熟悉她的朋友会说,这没什么的。

正如深圳的开放和多元,崔丽的朋友多是不同行业,年龄更是跨越从50后到00后,而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五花八门。“圈子尽可能的多元化,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你考虑问题的时候,不太容易有思维定式,而且可以挖掘各种潜力和可能。”崔丽这样解释她对圈子和爱好的理解。

与牛人为伴,拼命吸收。直到今天,崔丽仍然坚持每天在工作间隙学习英语,保持语感;每次跟客户交流之前,她都会亲自准备材料,并习惯阅读数倍的相关信息以确保效果;即便无数次代表公司在媒体和论坛公开发言,面对这次访谈,她还是仔细的准备了手卡,以便更清晰的表达。

“我希望自己始终像小女孩一样保持初心,知世故而不世故,像宝藏一样汲取营养,同时也带给别人营养。”崔丽说。

打造极致的云公司

近年来,深圳聚焦数字产业化,相继出台了支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5G等新兴业态发展系列的政策措施,不断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。中兴通讯一直紧跟时代步伐,借力深圳良好的环境,加入到数字经济的大潮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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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事眼中的胡继东是极富感染力的“数字化布道师”,讲课幽默风趣,谈起数字化的时候目光坚定,娓娓道来。

2004年,胡继东加入中兴通讯,从测试部到IT部,再到负责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DT产品线,他见证了中兴数字化能力的转变。

2020年,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,如何确保中兴员工在线办公的顺畅,成为胡继东操心的头等大事,这也是中兴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后的全面大考。

“整个的DT产品线在大年初一就开始进入战时状态,中兴通讯自身的网络、云桌面,音视频会议等自研产品都最短时间承载了数倍于常的业务量。经过和兄弟单位十多个通宵的不懈努力,自研产品运行稳定、体验流畅,全面支撑了全员远程在家。”数字化办公顺利地通过了疫情的大考,胡继东才长吁一口气,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。

然而,相比”打造极致的云公司”这一数字化转型的愿景,确保员工数字化远程办公仅仅是很小一部分工作。

早在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时,许多企业已经将“数字化转型”提上日程,但真正能转换为生产力的并不多。胡继东坦言,”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投入,缓释产出的工作,类似于旧城改造、高速公路换轮胎,既要升级整个企业的技术架构,还不能影响现有的业务运作和体验,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技术问题。”

繁琐的汇报审批流程如何简化?不同团队的数据如何互通?长时间出差的员工如何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高效办公?当看似简洁的目标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,困难呈指数上升。

“让用户一分钟内学会一个小功能点,屏幕最多点4下就结束任务。 ”就这样,无数纷繁复杂的需求被拆分为一个个小目标,逐一击破,发现问题,快速迭代。

胡继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奔波,与内外部客户进行沟通、识别场景、理解动机、提炼价值,转化为可实现的目标。

“国家的强盛与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,企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。而目前正在做的中兴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就是升级公司的基础设施。能否借助数字化转型重构公司的基础设施,将影响公司未来十年的发展。”这成为胡继东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“死磕”的原动力。

目前,中兴通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单兵作战武器iCenter的全面应用,为内外部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作业平台。胡继东和他的团队正在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,在营销,工服,供应链,研发,安全等领域不断的减少重复的人工作业,让企业运营从线下,线上,在线迈向智能化。

与深圳同龄的胡继东像深圳一样,充满朝气与活力,对未来满怀信心。在数字化、5G、新基建的技术浪潮中,他和他的数字化团队在深圳这片热土上,为中兴通讯的发展贡献青春,为深圳的发展付出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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